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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宗朝时期，契丹内部对南下军事经略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大同元年（947）四月，太宗崩逝后，世宗在北返与李胡等人争夺权力的同时，以耶律拔里得为中京留守继续经略河北。在肃清了反对势力后，世宗重启了南下军事经略，但不久无疾而终。穆宗时，契丹一改太宗与世宗之策，放弃了大规模南下军事经略，转而支持北汉对抗后周。究其原因，此时契丹的内外局势均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世宗的南下军事经略

大同元年五月，世宗“集蕃、汉之臣于府署，宣契丹主遗制”即位于镇州。然如太宗一样，世宗的继位也不具有合法性。早在天显五年（930），太宗既已立耶律李胡为“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尽管这完全出自述律后之意，但这无疑也确立了李胡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在太宗崩逝之初“诸将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犹豫未决。”

可见南征诸将已认识到李胡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尽管诸将在趋利避害心理的驱使下，拥立了世宗。但诸将的拥立，并未能解决世宗在继位初期的合法性危机，这也引发了世宗北返后激烈的皇权斗争。世宗想要加强自己的权威，除镇压叛乱外，就需将继承太宗的政治遗产，作为展现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背景下，南下复兴太宗功业，成为世宗朝必须进行的活动。

对河北经略的持续

实际上，在即位于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同时，世宗就已开始经略河北。大同元年，太宗崩逝后，坚守河南的契丹诸将纷纷北归。如西京留守刘晞“自洛复至东京”，汴州节度使萧翰“以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后，与刘晞“经趋行在”。刚刚攻下河阳的崔廷勋等人以“今北军已去，得此城何用”为由也“拥众北遁”。

与“契丹在河南者相继北去”不同的是，契丹在河北的坚守仍在继续。世宗在继位后，立刻“以安国节度使麻答为中京留守”总领河北道事，并将“晋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于恒州”，助耶律拔里得经略河北。这是世宗继承太宗南下遗产与笼络南下诸将的重要举措。随后奉命经略河北的耶律拔里得与后汉军队为争夺河北控制权进行了数次征战。

对耶律拔里得而言，经略河北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固守魏州（今河北大名）。因为“全魏之地，实介两河之间。”为“河朔之咽喉。”契丹若控制魏州，就掌握了中原王朝抵抗契丹的最后一道防线——黄河，无论中原何人建国，其安危尽系于契丹之手。